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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一句啊,也要教育我們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講文明。礦泉水瓶子不要亂扔,不要去破壞人家的珊瑚礁。”
當地時間9月15日晚,正在馬爾代夫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下榻飯店會見中國駐馬使館工作人員、中資機構和華僑華人代表。當中國駐馬爾代夫大使王福康說到中馬旅游合作時,習近平一番幽默的插話,引起全場一片笑聲和掌聲。
這不是中央高層領導第一次提及公民文明出游問題。
在今年1月4日召開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座談會上,談及“文明”話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云山坦言,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出行旅游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旅游中不文明現象日益凸顯。
劉云山提出:“要在已有工作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引導公眾增強文明出游意識,不斷提升道德素養,更好地塑造和展示良好國家形象。”
隨著一系列法律、規章的完善,近年來我國公民出國旅游不文明現象已明顯減少,但問題并沒有徹底消失。相關專家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公民個人行為文明是構成國家文明的元素,即便偶有發生,個體不文明也會對國家文明形象造成影響。
境外地陪講述國人不文明行為
遠在歐洲中部捷克旅居的張凱是一名商務律師,在閑暇之余會承接中國旅游團的地陪工作。
在給記者的郵件中,他一一講述了自己所見到的不文明現象。
“提起中國游客在外旅游的陋習,大嗓門是非常突出的一點。比如說在捷克教堂,本來很肅穆莊嚴的地方卻出現大聲接打手機等不和諧現象,即便在聆聽唱詩班的演唱時,也有中國游客在大聲喧鬧、議論。
“在教堂和古堡中,因保護文物的需要,一般都禁止游客用閃光燈拍照,但一些中國游客的相機閃光卻頻頻出現,以至于管理者不得不上前阻攔。
“出境游,本是為了欣賞域外風情,一些中國游客卻將牌桌搬到了國外。我就曾在捷克一座受聯合國保護的古鎮中看到,有中國游客在街邊咖啡館一邊喝著下午茶,一邊甩起了手中的撲克牌,而桌上幾張百元面值的人民幣煞是刺眼。”
張凱說,聽著鄉音,向家鄉人介紹著歐洲沉浮,對他這個十幾歲便旅居國外的人來說本是一種享受,但是,個別家鄉人的不文明行為卻導致這種享受變成了尷尬。
對于少數國人的一些不文明出境游行為,已從事境外導游行業8年的趙康更是時常“被刺痛著”。
“很簡單的例子,每次在國外邊檢關口,聽到工作人員用生硬的中文說‘請排隊’;在景區洗手間,看到‘不要亂扔手紙’的中文提醒;在有些國家,聽到當地人稱中國游客為‘會走路的錢包’,心里就不是滋味。”趙康說,目前中國出境旅游市場已成為各國競相爭取的資源。然而,少數游客的舉止不當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一些中國游客“不拘小節”,亂扔垃圾、在路邊長椅上脫鞋脫襪子、走累了隨處蹲下。一些游客不尊重旅游目的地風俗習慣,對外國的文化和規定不以為然,引發當地居民的反感。
個體不文明行為影響國家形象
“游客不文明現象除了和‘游客素質低、文明意識差’有關,還與文化差異、生活習慣、出游頻率等因素有一定關系。”張凱在郵件中向記者分析。
張凱說,每個國家、地區都有風土人情、禮儀禁忌,這些必須要讓游客知道。比如,許多旅游目的地國家的居民都不喜歡大聲喧嘩,并以搶座、加塞、闖紅燈為恥,“而這些恰恰是我們的陋習,雖然導游、領隊在旅途中常常提醒,但習慣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
“現階段,主觀故意的不文明已經不是普遍現象,更多的不文明來自于不習慣和不了解,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不在意。”趙康向記者強調。
國人走出去看世界,世界也在看中國。世界看中國,一方面看中國經濟發展理念和發展成就;另一方面也通過中國公民的言談舉止看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素質。從一定程度上講,出境旅游的公民就是中國的一張名片。
正因為此,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針對公民行為文明問題,多名代表都提交了相關議案。
“在國外或者國內出差,經常看到一些國人的不文明行為。”全國人大代表楊敏表示,“不能人富了,腦袋還是空的,文明素養還是上不去。現在是時候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公民素養教育了。”
全國政協委員、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馮俊則將一份題為“加強公民教育,全面提高公民道德文明素質”的提案帶到了兩會上。
華東政法大學政黨理論研究所所長、教授蔣德海對此有過深入研究,他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我們的社會要求每一個公民在社會生活、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中應遵守文明的道德準則,這是社會文明的基本要求。”
“但這只是淺層理解,在更深層次上,公民道德文明指的是公民作為國家主人翁的道德,即強調公民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是一種國家意義的公民道德。”蔣德海說。
他認為,只有樹立起這種主人翁的責任意識,公民才能將自己的行為文明與國家形象聯系起來。
把依法出游作為最起碼的要求
“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家鄉人的旅游素質正呈現大幅度提升的趨勢。”張凱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劉思敏也看到了這種進步。他認為,游客成熟度和素質的提高,需要一個漫長過程,不該操之過急。
“旅途中的行為反映了游客平時的習慣,甚至會產生放大效應。一個人在陌生的環境下,自我約束力容易下降,加上從眾心理,一些平時不敢表現出來的行為會跟著別人表現出來,這是普遍現象。”劉思敏分析。
他認為,旅游人群當中,本就有層次之分,在出境旅游發展的初期,少數游客表現得像暴發戶,忽略了旅游精神上的追求,既不入鄉問俗,也不入鄉隨俗,非常自我的去理解世界。當出境游更加成熟以后,這部分游客會越來越少。
當然,讓現狀變好并不能靠等,制度上的調節是必須的。
今年4月中旬,國家旅游局和國家工商總局聯合發布了2014年版《團隊境內旅游合同》、《團隊出境旅游合同》、《大陸居民赴臺灣地區旅游合同》和《境內旅游組團社與地接社合同》的示范文本,在全國推行使用,其中首次明確規定,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旅游者如從事違法或違反公德活動,旅行社有權單方解約,扣除相關費用后退還余款。
“通過這些手段對游客進行宣教性質的指導,是為了加強對游客的教育和引導。但是如果這個合同附件作為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條款,就會很難操作了。游客的不文明行為有些是違法的,有些是違規的,有些則是違背道德倫理的,情況復雜。”劉思敏說。
“要想進一步提升公民出境游的文明素質,首先就要把文明出境游提升到國家形象的角度來看。打造‘中國名片’是每個公民義不容辭的義務。”劉思敏認為。
他提出,進一步落實文明出境游,要在護照關、組團關、出境關、交通關等各個環節做好工作。
“比如落地關,就要像行前告知制度一樣,要求領隊與旅游目的地導游做好對接,普及目的地風俗習慣和有關禁忌的宣傳,特別是有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劉思敏說。(記者 趙麗 范傳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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