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廩實而知禮節”，春節滿足的是民眾關于家庭團聚、文化傳承的傳統精神需求，黃金周滿足的是日益增長的以旅游消費為載體的現代精神需求，同樣都是具有一定剛性的需求。甚至毋庸諱言，對于當今的中國主流人群來說，春節這種傳統精神需求雖然依然很重要，但已經呈現逐漸衰減的態勢，而旅游這種現代精神需求卻是與日俱增，春節出游也變得越來越普遍。必須看到，2008年正式取消五一黃金周以來，中國民眾日益增長的出行出游需求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現階段疏通民眾出游需求“堰塞湖”，緩解出游“擁堵”問題的現實之道是，在進一步切實推進帶薪休假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增加2—6個法定假日(相當于在2020年之前強制集中落實2—6天帶薪假)，來增加一個或兩個黃金周、同時延長春節長假。 其中，成本最低、最便于操作的就是增加兩個法定假日，恢復五一黃金周。

　　2008年春節之后，鑒于冰雪雨凍災害導致很多人沒能回家過年，筆者在《南方日報》率先呼吁“臨時性恢復五一黃金周”，隨后又大聲疾呼永久性“恢復五一黃金周”，這一呼聲在社會輿論特別是網絡上引起強烈共鳴，成為2008年以來關于假日制度改革的主流民意呼聲。然后，從2008年持續至今，恢復五一黃金周的希望卻一年一年地不斷落空呢?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007年12月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國務院關于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草案)》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草案)》。這標志著曠日持久的黃金周存廢之爭終于出現了各方期待已久的定局——盡管這個定局注定因為它明顯的折衷特征而不會讓爭論的任何一方滿意。與此同時，也使這場中國公共政策決策民主化的自發試驗令人遺憾地在最后一刻夭折。

　　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官方主導乃至直接制定的，人大、政協參與的程度也不是很深，特別是假日制度的改革，比如1993年實行大小周末制度、1995年全面推行周五工作制、1999年實行黃金周制度，都是國務院直接作出的決定。從2000年五一黃金周開始，黃金周存廢之爭開啟，政府、學者、媒體、民眾四個角色，自發地展開了全面、深入、持久的博弈，特別是民眾通過互聯網深度介入論爭，體現了決策者對民意的高度重視和我國公共政策決策民主化的進步。

　　然而，綜觀黃金周存廢之爭，專家分析、媒體報道、網絡論壇與政府決策，共同組成了圍繞法定節假日調整的話語體系。歸根結底，對這種涉及全民利益的問題，應該實行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相結合。政府雖然對社會輿論做出了積極善意的回應，但是對真實的民意并沒有做更深入的調研，僅僅是通過網絡來調查是極不科學的。

　　所謂科學決策，就是要進一步對黃金周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效應做更科學的研究論證，絕不是根據蔡繼明一個漏洞百出、嚴重違反經濟學常識的所謂假日改革課題組的研究，就可以輕率決策;所謂民主決策，就是面對莫衷一是的民意調查結果(主要是網絡調查)，應該邀請國際上權威的專業調查機構(或者利用經濟普查的隊伍)，組織一個具有科學性、說服力的大型民意調查，真實、全面地反應人民大眾關于黃金周的看法。

　　同時，媒體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論爭中，2007年11月以前總體上扮演了不成熟的社會角色，表現對社會責任的膚淺理解和對討論的誤導;以2007年11月幾十家都市報聯名上書國務院法制辦為標志，媒體的角色開始回歸理性和民意。當總體來說，民意探測未能全面真實地呈現民意，對政府決策有誤導之嫌。

　　蔡繼明曾痛斥網絡調查，他宣稱“有意義的網絡調查的前提條件應當是：A：跟假日改革之前相比，你愿意休息114天還是115天?(改革之前是114天);B：你是否愿意恢復到原來的黃金周?而這同時即意味著帶薪休假沒了……單純的‘恢復五一黃金周’的調查純屬媒體誤導、毫無意義。”可是，“恢復五一黃金周意味著帶薪休假沒了”和“單純的‘恢復五一黃金周’的調查純屬媒體誤導、毫無意義”這樣毫無依據、毫無邏輯的推論，恰好暴露了作為“廢黃派”代表人物、清華大學教授的蔡繼明對民意調查的無知，也預示民意探測的嚴重失真。

　　帶薪休假是社會各界針對黃金周的弊端眾口一詞共同開出的藥方。筆者也曾在2000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撰文《假日旅游的啟示》指出，“在反思假日經濟時，人們開始意識到，如果把解決假日消費中硬件不足的問題寄托在旅游業硬件與假日經濟的完全配套上，那就可能在滿足了節假日市場對硬件的需求之后，又造成平時旅游市場硬件的嚴重供大于求乃至閑置浪費。假日旅游市場與平時旅游市場的旺淡之分應該是‘黃金’和‘白銀’的關系，而不應是‘黃金’和‘泥土’的反差。要想實現‘黃金’和‘白銀’的理想關系，就必須首先變狹義的假日經濟為廣義的假日經濟，即假日經濟的‘假日’不僅是國家法定節日假期，而應包括平時的雙休日和個人休假。要完善并認真推行帶薪休假制度，使休假成為人民群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以來，“強制落實帶薪休假”的口號也不絕于耳。

　　然而，事實證明，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些都是想當然的幻想。

　　中國政府網2013年2月18日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的通知》，標志著醞釀數年的《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正式面世。其中，《綱要》把帶薪休假作為一個核心關鍵詞提出，首次對職工帶薪休假制度的落實提出明確目標——“到2020年，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實。”帶薪休假制度究竟能否落實以及如何落實就成了社會輿論關注《綱要》的最大焦點，與極大關注對應的卻是鮮見叫好之聲，蓋因《綱要》既實際“摧毀”了“帶薪休假”已經穩步推進、即將全面落實的“幻覺”，又無法為7年后“基本落實”帶薪休假提供真實可信的信心保證。盡管《綱要》提出“保障國民旅游休閑時間。落實《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鼓勵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引導職工靈活安排全年休假時間，完善針對民辦非企業單位、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等單位的職工的休假保障措施。加強帶薪年休假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職工休息權益方面的法律援助”，但通過簡單比較就不難發現，從法律強制力上趕不上1995年開啟的《勞動法》，從行政權威性上超不過2007年頒布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更缺乏真正可具操作性的落實措施，《綱要》關于帶薪休假的條款淪為“空頭支票”的概率實在是太大了。

　　那么，能不能如蔡繼明、紀寶成、喬新生等人反復建議的那樣，要求國家“強制落實帶薪休假”?我認為，即使樂觀地說，至少在未來10年之內，所謂“強制落實帶薪休假”，都會是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嚴重違背中國現實邏輯的笑話。我們不妨依據中國的現實，做一個簡單的邏輯推演：

　　其一，法律的強制性難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何來“強制落實”之說?我們也從未聽說“強制落實《刑法》”。

　　其二，即使可以說“強制落實”，為什么不是“強制落實”《勞動法》，而是“強制落實”《勞動法》中的一個普通條款?作為《勞動法》規定的勞動者的權利，比帶薪休假更重要的還有不得強制勞動、不得強制延長勞動時間、不得克扣工資、不得不簽訂勞動合同、不得不上保險、不得低于最低工資……

　　其三，在成熟的法治社會，應該避免選擇性執法，即使出于執法成本的考慮與客觀條件的限制，選擇性執法有時候實際難以避免，那么選擇的標準也應該是輕重緩急而不是“親疏遠近”——即使不說“奴隸工”、“血汗工廠”，克扣工資、欠薪、不簽合同、不上保險……哪一樣不比帶薪年休假重要?哪一種侵權情形不是普遍存在?比如，還有多少企業仍在實行每周六天工作制?如果按照輕重緩急，為什么不是率先強制這些條款、保障勞動者的這些權利呢?

　　其四，即使“強制落實帶薪休假”具有天然的優先合理性，按照現有的法律法規，職工維權成本很高，而違法成本卻對不落實帶薪休假的責任者顯然構不成現實的壓力。

　　其五，退一萬步講，即使全社會達成“不惜一切代價強制落實帶薪休假”的共識，那么通過剝奪“不落實帶薪休假的責任者”的生命或者全部財產的極端強力措施，或許可以實現“強制落實帶薪休假”的目標，但前提是必須按照“罪名法定”這個法治基本原則，修改《刑法》，設立“不落實帶薪休假罪”。然而，按照“罪與刑相當”的法治基本原則，在不簽合同、克扣工資、強制延長勞動時間乃至開辦“血汗工廠”的人都未獲死罪的情況下，沒有落實帶薪休假卻獲得死罪，公平嗎?整個國家的法治體系因為帶薪休假而亂套，國家與社會能夠承擔這樣的后果嗎?事實上，刑法中已經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但現實生活中仍然有大量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勞務費，且少有因此罪名獲刑的案例。既然如此，怎么能指望靠簡單設立一個“不落實帶薪休假罪”來實現“強制落實帶薪休假”的目標?

　　帶薪休假的落實情況只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文明發展程度的標志，但如同恩格爾定律所揭示的那樣——食品消費占到總消費的比重，可以表征一個家庭、地區或國家的富裕程度，卻不可能通過饑餓減肥減少食品消費來致富——因此，帶薪休假可以表征社會進步，卻不可能通過所謂“強制落實帶薪休假”來與“社會進步”構成直接因果關系。

　　歐美發達國家普遍落實帶薪休假也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已經位居第二，人均GDP卻非常靠后，而帶薪休假無疑大幅增大了社會的總成本，嚴重超越了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必然“欲速則不達”。

　　與此同時，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富裕起來的民眾，對外面的世界越來越向往，出游需求越來越旺盛，在城市化、工業化的背景下，異地就業日益普遍，探親出行的需求也日益增長，出游、出行的需求目前遭遇了長假短缺的瓶頸。

　　國民對于長假日益增長的巨大需求必須得到有效的釋放，這是毋庸置疑的前提，帶薪休假能夠逐步落到實處固然是好，但在帶薪休假尚未基本落實、且已明確七年之內無法“基本落實”的情況下，面對現實，切實緩解長假需求與長假短缺的尖銳沖突，增設一個或兩個黃金周長假則不僅必要，甚至可謂當務之急，即使到了2020年真的基本落實了帶薪休假再來取消黃金周也無不可。

　　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的特定發展階段，一定存在假日總量的極限，但這個極限在哪里? 可以說，現有的科學手段，根本無法測定這個極限在哪里。

　　在2007年以黃金周存廢為核心的法定假日調整之爭中，參與討論的許多專家都不假思索地預設了一個前提——就是我們的全年休假日達到了114天，已經是我國目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可以承受的極限。近年也有專家一再宣稱，增加法定假日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吻合，超越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能夠承受的極限。

　　而這個前提，就如同公理一樣無需證明?如果真是一個極限，應該是在相關研究和論證之后，才能得出結論。事實上，1993年實行大小周末制度、1995年實施周五工作制、1999年增加3天法定假日、2008年增加1個法定假日，都是沒有經過科學論證的，或者說，因為其無比復雜的程度，現有科學手段無法加以測定。如果不加以研究與論證，專家就以此為據、政府就因此決策，無疑是極不嚴肅、極不科學的;如果不加以研究與論證，或無法進行測定，就斷然否定再增加法定假日的可能性，更是極不嚴肅、極不科學的。迄今為止，一切關于假日總量極限的數字都是沒有科學依據的偽科學。

　　還有專家稱，“假日總量必須與GDP掛鉤”。這其實是無比正確的廢話!怎么掛鉤才是關鍵!而這偏偏又是目前經濟學不能解決的問題。比如，我國的人均GDP不到美國的1/10，莫非我們的假日總量也只能是美國的1/10?農村居民的人均GDP遠低于城市居民，但農民的休息日卻遠多于市民。

　　然而，事實勝于雄辯，20年來，假日的巨量增加(共計增加了56個，僅1993年-1995年就增加了52個)，不但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停滯和阻礙，相反是持續高速增長。如果不能證明115天就是一個極限，或者超過115天、增加兩天或五天就一定給中國經濟帶來災難性后果，在保留十一黃金周的情況下，直接增加2-5個法定假日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國法定假日總量的空間應該不是專家想象的那么小。GDP即使因此減少0.5—1個百分點，換來是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和經濟運行的更加優化，難道不值得嗎?

　　蔡繼明多次對媒體記者表示：“黃金周沒意義，假日制度改革不能走回頭路。”“我們還是有一個信念，假日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不能走回頭路的，如果我們遇到了一點困難，比如帶薪休假制度的推行還不盡如人意，就干脆打退堂鼓，回到老路，那么我們整個改革都要走回頭路。”

　　2009年兩會期間，他宣稱，恢復黃金周對國家法律的威嚴不利，“國家臉面沒有了，去年頒布的法規，今年廢止了，正是‘朝令夕改’，國家的尊嚴就喪失了，所以不可能馬上恢復。”這些年來，“朝令夕改”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事實上，這也很可能成為高層重新決策的一個心理障礙。

　　夏時制(Daylight Saving Time：DST)，又稱“日光節約時制”和“夏令時間”，是一種為節約能源而人為規定地方時間的制度，在這一制度實行期間所采用的統一時間稱為“夏令時間”。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為將時間提前一小時，可以使人早起早睡，減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資源，從而節約照明用電。各個采納夏時制的國家具體規定不同。目前全世界有近110個國家每年要實行夏令時。

　　1986年至1991年，我國政府在全國范圍實行了六年夏令時，每年從4月中旬的第一個星期日2時整(北京時間)到9月中旬第一個星期日的凌晨2時整(北京夏令時)。除1986年因是實行夏令時的第一年，從5月4日開始到9月14日結束外，其它年份均按規定的時段施行。夏令時實施期間，將時間調快一小時。1992年4月5日后不再實行。

　　夏時制的取消，怎么沒有人說“朝令夕改”呢?黃金周制度與夏時制一樣，只是一種行政安排或行政規定，并不是必須力求穩定性的法律，因此，從善如流，與時俱進，適時調整，是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從2008年至今，廢除五一黃金周已經6個年頭了，我國的一個5年計劃都結束了，美國總統都一屆半了，知道什么叫與時俱進嗎?難道我們還需要刻舟求劍嗎?

　　旅游，已經成為民生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業是典型的幸福導向型產業。在習總書記大力提倡走群眾路線的當下，善于發現主流民意、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從善如流而非刻舟求劍的政府，必然像尊重春節這樣的傳統精神價值需求那樣，尊重民眾對旅游的現代精神需求，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既然帶薪休假是社會各界針對黃金周的弊端眾口一詞共同開出的藥方，那么理論上講，如果帶薪休假不能落實或落實不到位，就還需要黃金周;如果帶薪休假落實了，黃金周依然擁擠不堪，就說明帶薪休假這個藥方不靈驗;如果帶薪休假這個藥方靈驗了，消費需求分散釋放了，黃金周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擁堵了;如果不擁堵了，只是少量增加社會總成本的黃金周還有什么必要取消?黃金周和帶薪休假并行不悖，集中與分散結合，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對于人類休閑模式的一種創造。

　　作者簡介：劉思敏，著名旅游專家、社會學者，假日改革黃金周存廢之爭“挺黃派”代表人物。現任中國旅游報經濟編輯部主任、高級記者;社會學博士;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北京旅游學會副秘書長，北京交通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原創“奇石畫布”旅游資源評價理論、觀光旅游“照相指數”理論、“旅游恩格爾系數”理論和“移動社會”理論;提出“天津中央商旅休閑區”、“德天國際瀑布城”、海南“東亞地中海”等戰略構想，“擯棄創匯導向，樹立旅游業科學發展觀”、“走出‘從觀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轉型’的誤區”、“西湖免費模式的實質及其可復制性分析”、“景區門票漲價問題的現實解決之道”、“中國古建筑保護與利用的理念革命及其路徑選擇”、“鳳凰變烏雞之憂”等具有前瞻性、批判性、深刻性的論點在業內外引起較大反響;在《北京社會科學》、《旅游學刊》、《社會科學家》、《城市問題》等核心期刊及中國社科院《旅游綠皮書》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頻繁接受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旅游衛視、北京電視臺、中國新聞周刊、環球時報、新京報、京華時報、南方日報、廣州日報、東方早報等主流媒體專訪，對旅游熱點、難點問題發表評論，被譽為“旅游界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