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放假安排進行大模范的調查問卷實屬罕見，意見與建議也似節假日旅游那般“井噴”。“問計于民”，是“民意政治”的顯著特征之一，也是體現執政者的政治智慧。正如有關專家學者所說，正是在廣泛的社會表達中，我們能夠正確地整合出社會的共同利益。同樣，廣泛充分地表達也能使我們準確地把握其利益的差別，更重要的是能夠及時地進行利益的協調，避免形成嚴重的社會分化和利益沖突，以保證社會健康發展。

　　中國的假期制度設置滋生出“中國式挪假”——2個7天“長假”(春節、國慶)和5個3天“小長假”(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節假日與雙休日的“排列組合”，看上去是簡單的“數學”，其實蘊涵著“哲學”。休假的天數總量沒有變化，但由于排列組合的不同，就會導致相關權利的“流失”，抑或強化了小長假與黃金周的經濟學功效。假期的“量”雖然沒有變，可是“質”卻有變化。

　　節假日，首先要滿足休息權。至于傳統節假日的文化傳承、內涵，以及通過組合成為小長假與黃金周，則是衍生價值。本末關系，不能倒置。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歸屬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休息權是生理上的需求，節假日的文化象征等則是情感層面上的需求。如果休息權得到充分尊重、休息得到滿足，必然會上升到情感需求層面。相反，如果連休息的生理需求都不能滿足，情感需求便是奢望。

　　放假安排須凝聚大智慧。這一次的調查問卷是一個良好開端，可以匯聚不同階層的意見與建議，或許意見分歧很厲害，或許建議也是五花八門，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最終形成共識，惟大智慧才能擔當。民智可貴之處在于啟發官智、豐富官智。廣開民智，啟發官智，形成民智與官智的“互動”，方能為改革發展把準脈。由此可見，大智慧來源于官智與民智的磨合、碰撞與博弈，來源于官智與民智的“1+1>2”。

　　放假安排需進入“我時代”。“我的假期我做主”，一方面表現在放假安排上尊重每個人的表達權，由“小我”出發，實現“大我”訴求;另一方面還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制度善意，讓公民的休息權、休閑權實至名歸。這里面我們還必須正視假期被“工作需要”挪用的問題，再怎么科學合理地放假安排，如果經常被用人單位“挪用”，制度利好也會落空。鑒于此，不妨在放假安排的頂層設計環節有效預防“被加班”。